以维护国家安全的视角审视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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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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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越是全面深化、依法治国越是全面推进,就越需要完善的法律体系作保障。在社会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利益格局日趋复杂化的背景下,立法过程中必须统筹协调好不同主张和利益关系,因而立法的难度越来越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了立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这些问题需要通过继续完善法律体系来解决。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确定的改革举措,也需要加强法律的立改废释工作。

  为此,南昌市多个区(县)教育部门增加专职科学教师人数,迎接新生开学。“新课标”规定,我国小学科学课程开设的起始年级由三年级调整为一年级,并且被列为与语文、数学同等重要的“基础性课程”,而非此前的“启蒙课程”。8月31日,记者从南昌市教育局了解到,小学一年级《科学》教材分为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科学出版社等出版的多个版本,该市各区(县)可自由选择目录范围内的版本,供一年级新生使用,但原则上要与三年级使用的版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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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把“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列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涵之一,“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是文化软实力增强的重要内容。全力推进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挺起万亿文化产业脊梁,是开拓浙江文化发展新境界的必然选择。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的建设“六个浙江”,是支撑今后一个时期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两个高水平”奋斗目标的六根“擎天大柱”。“文化浙江”是其中十分重要、基础性的一根柱子,文化产业则是“文化浙江”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快发展文化产业,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正是为“文化浙江”建设奠定坚实基础,更好地助力“两个高水平”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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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觊觎政权是中国邪教的一大特征。

  当代中国产生的邪教,从民间教门、反动会道门演化而来,从源头上说,已有数千年的历史。

教门觊觎政权,邪教破坏社会稳定,是历代政权的共识和心腹大患。

中国历代封建政权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大都非常重视对妖言惑众、教门、邪教、会道门之类社会问题的治理,绞尽脑汁寻求解决办法,并制定相应的或残酷镇压、或分化瓦解、或二者相结合的对策,无所不用其极。

它们对自己的对策,都曾寄予莫大的希望。 结果,由于对策的着眼点不同,效果各异。 总起来看,由于历史的局限性,都没取得“根治”、“杜绝”的效果。 有些政权甚至在与教门的较量中走向灭亡,导致改朝换代。

可以说,中国历代封建政权更迭大多有教门因素的身影。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虽然不是教门发动的,但巫术迷信“篝火鱼腹”是陈胜、吴广发动起事的思想武器,从中可以看到“教门”的“幽灵”。

  荀子说:“类不悖,虽久同理。 ”  邪教之类社会问题,是历代政权想解决而没有解决掉的问题。

时至今日,它依然是社会公共治理中必须面对的课题,依然考验着当代执政者的智慧,依然考验着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我们现在说的邪教,更多地被理解为政治概念。 当代中国产生的邪教,继承了教门、反动会道门的衣钵,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具有夺取政权的强烈政治野心。

它们一方面打着宗教、气功的旗帜,一方面又对世俗政权垂涎三尺。

当代邪教的教主,虽然一般都是文盲、半文盲,个别的具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但他们往往羽翼未满便想君临天下,实现教权加政权的统治。 这些邪教组织,有的建立之初就有不良政治图谋,有的在发展过程中滋长了权欲,还有的是别有政治背景的人介入把它们迅速引向对抗现政权的道路。 现代邪教与历史上的反动会道门一脉相承。

  觊觎政权,“法轮功”邪教组织是一个典型案例。

它同其他邪教组织一样,经历了一个滋生、蔓延、变化的过程。 “法轮功”最初以气功的名义步入社会,李洪志这时不过想借它发点小财而已。 但李洪志没有停留在这个层面上,在队伍壮大、钱财剧增的刺激下,财富和权力欲望也迅速膨胀,致使“法轮功”向邪教的方向恶性演化。 1994年12月,以李洪志《转法轮》一书的出版为标志,“法轮功”完成了由气功到邪教的转化。 此后,他们不断组织信众围攻党政机关、学校和新闻单位,对抗政府的邪恶政治本性端倪渐显。 1999年的“”围攻中南海事件,使“法轮功”的邪恶政治本质充分暴露。

  “法轮功”头目李洪志,当然知道他所作所为的违法犯罪性质。 为逃避打击,早在1998年就举家迁往美国定居。 待到中国政府取缔“法轮功”后,在西方反华势力和境外敌对势力的支持下,在美国构筑起了指挥机构。

境外策划、网上传播、挑动境内闹事,成为境外“法轮功”的主要活动方式。

  “法轮功”得以在西方国家立足,是其以投靠西方反华势力为条件与西方反华势力相互勾结的结果。 一方面,“法轮功”需要西方反华势力的政治保护和金钱滋养;另一方面,西方反华势力也需要这样一个具有叛国卖祖邪恶本性的邪教来充当西化、分化、扰乱社会主义中国的工具。 二者狼狈为奸,一拍即合。

从此,境外“法轮功”成为西方反华势力的马前卒,它逢中必反、逢节必闹、制造政治谣言、干扰高层出访、破坏北京奥运等,罄竹难书,干尽了丑化中国社会制度、中国执政党和政府的罪恶勾当。 境外“法轮功”实际上已演化为一个携洋自重的汉奸团伙。

  我们同“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的斗争已进行了十八年,十八年后的今天,我们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自称有天祐神助的邪教却日趋衰微破败;逃到境外的几个头目,只能在西方反华势力的卵翼下苟延残喘。   十八年来,与邪教组织斗争的实践告诉我们,邪教是社会毒瘤,对国家安全和国家政治安全具有极大的破坏性,邪教破坏活动的矛头直指国家、社会、执政党和政府。

我们与装神弄鬼、善于欺骗和“洗脑”的邪教组织的斗争,是一场非同寻常的、充满困难和挑战的斗争,是一场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政治安全的斗争,是一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尖锐的政治斗争。 正是这份政治使命和政治担当,激励和支持着社会各界反邪教有识之士冲锋陷阵,勇往直前。   不久前召开的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政治判断。 我认为:新时代,这场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政治安全的反邪教斗争仍将继续、并且会是艰巨的和复杂的,对此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新时代,反邪教斗争应是“伟大斗争”的组成部分,我们应按照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的新要求,乘胜前进,开创反邪教斗争新局面。 (  作者简介:周忠祥,山东省科协原副主席、山东省反邪教协会原副会长、全国反邪教专家。